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这个领域，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全球科学技术的前沿，这个是很大的变化。
于是，在对美国岗位流失原因的研究中，实际上形成了贸易主因说和技术主因说的对立或者关于两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争论，而且两种假说都得到了实证经验的检验。首先，这个项目的思路正如其名称所示，包含无条件即涵盖无论贫富的所有人、基本即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支付为限，以及收入即直接给予现金这些要素，是对社会保险理论和实践的理念革命。
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缩小意味着后发优势的减弱，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引领。首先，经济活动中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单个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连接性，从而技术对其产生的穿透性。这种个体差异可能产生于市场参与者的规模不同以及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同，因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不尽相同的信息获取地位、资源获取权、市场和技术的进入机会等。无论理论逻辑还是经验证据，都并不支持科恩等把产业关联性扩展为经济关联，进而作为技术变化具有广泛渗透性基础的假设。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
不过，这些作者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常常是由于竞争导致被迫采用自动化技术，使企业在得以生存的同时，却大幅度减少了雇用人员。在这方面，保罗·罗默通过一个唾手可得的案例提出问题，被人们称为几内亚悖论。从调整期具体情况看，出口增速在2010-2016年大幅下降，同时进口增速降幅更大。
具体到本轮经济下行调整阶段，货币政策在变动中较多具有稳健略偏中性特点，产业主管部门投资政策在调整期间多年力度较大，广义财政赤字率显示近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达到历史少见水平，由此可见宏调政策逆周期调节取向比较明显。2010-2011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在25%上下，比总体固定投资增速分别高出约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这一重大判断对前期多年经济下行具有重要解释作用，然而对最近下行压力加大现象的解释力有所减弱。由此可见，虽然在鼓励市场竞争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现实生活中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较多行政管制，如不能深化改革破除某些方面仍显著的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体制性差别待遇，显然不利于有序释放合理投资潜力。
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较大，经历过2018年的短暂回升，今年又显著回落。最后，某些方面体制和政策扭曲及相关改革滞后，不利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需更多关注与重视。
贸易大尺度顺差失衡在2008-2011年间得到急剧调整，2011年顺差占比为2.4%，2015年上升到3.2%，近三年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为0.8%。个别时间节点上具体宏观金融政策某些内容，其客观作用可能会在边际上加剧当时经济下行困难，然而总体而言宏调政策通过逆周期操作对稳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地产业合理可持续发展本来应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优势领域，然而在现行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制约下，房地产投资潜能难以充分发挥。不过就较长时期观察，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实践中不断改善进步。
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我国经济增速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经历了三起四落，目前应处在第四次、也是最长下行调整阶段。近来消费增速逐步下滑，不仅反应在有关宏观数据层面，也表现在一些消费热点部门和时点增速变化上，例如我国年度电影票房以及春节、国庆消费增速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以工业部门为例，2016年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两倍多。
投资增速下滑是本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那么原因导致本轮经济下行调整特别长？卢锋教授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探讨。
涉及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某些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对走出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产生制约作用。这段时期某些宏调政策是否适当已引发学界探讨：如金融去杠杆政策力度偏大可能加大了去年经济下行困难，早先钱荒、股灾与当时宏观与金融调控政策也不无关系。
对上述讨论的多方面问题，决策层近来高度关注并针对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对目前经济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新一轮房价飙升并伴随投机性炒作与违规融资，政府为管控风险不得不实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供地体制机制局限以及行业内在失序不利于投资与经济增长潜力释放。贸易顺差GDP占比变动，部分受到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影响，未必成比例转换为经济增长实际影响，然而外需因素对经济下行压力作用仍不可忽视。下一步还需在完善逆周期宏调政策同时，加大对关键领域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的改革力度，更充分释放市场内生增长潜力，推动国民经济尽快走出本轮史上最长下行调整近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大幅回落到接近零值或约5%低位，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体相当。到2016-2017年，由于经济下行调整与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加上政策引导协调，三期叠加所强调的潜在增速下降、前期刺激消化以及相关结构调整等方面矛盾和问题得到不同程度释放和化解，表现为经济增速已回调到7%以下，某些特别严重产能过剩部门也出现价格大幅回升与利润显著改善局面。
大城市人口流动强势管制政策，虽然在个别场合和某些时点对现实矛盾有某种舒缓作用，然而客观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集聚效应所需要的合理投资。其中，民间投资增速降幅更大。
以工业部门为例，2016年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两倍多。最后，某些方面体制和政策扭曲及相关改革滞后，不利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需更多关注与重视。
再如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体制政策待遇区别也不利于投资潜力充分发挥。我国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为何特别长？今年宏观调控政策有什么新特点？未来演变趋势如何？2019年7月13日，卢锋教授以此为题给北大国发院EMBA学员做了一场专题讲座。
我国经济增长过去十年前后经历了一轮较长下行调整。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然而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利润最高的五个部门，2015年国企方面包括电力热力、汽车、烟草、石油天然气、酒精等六个部门创造了八成以上利润，都属于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部门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六个部门（如化学、农副食品、通用设备等等）之间没有一个交集。
涉及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某些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对走出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产生制约作用。从更长时期经济周期角度，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共有七次下行调整期，而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时间也属于特别长的一次。
个别时间节点上具体宏观金融政策某些内容，其客观作用可能会在边际上加剧当时经济下行困难，然而总体而言宏调政策通过逆周期操作对稳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2010-2011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在25%上下，比总体固定投资增速分别高出约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
这一重大判断对前期多年经济下行具有重要解释作用，然而对最近下行压力加大现象的解释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周期峰值，中经2010年10.6%大规模刺激反弹及2017年企稳温和回升，逐步回落到2018年6.6%，今年估计会进一步走低。
其次，分析宏观经济走势涉及如何看待宏调政策适当性问题。从调整期具体情况看，出口增速在2010-2016年大幅下降，同时进口增速降幅更大。又如严控大城市政策取向也不利于释放投资潜力。我国实际投资增速自2010至2011年20%左右，曾经一度成为负值，目前也仅回升至5%上下历史相对低位。
由此可见，虽然在鼓励市场竞争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现实生活中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较多行政管制，如不能深化改革破除某些方面仍显著的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体制性差别待遇，显然不利于有序释放合理投资潜力。规划人口低估伴随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加剧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有时又进一步反转促使某些城市当局出台各类管制措施。
房地产投资从2010年中接近40%超高增速趋势下调到2015年下半年接近零值，2016年以来该部门投资开始复苏，然而受各种因素拖累潜能难以充分释放。（张彤 整理 本文已经卢锋教授本人审阅） 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形势 。
消费增速走势及其能否持续对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比较稳定支撑作用有待观察检验。从三驾马车结构来看，投资较弱是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因，消费对经济增长相对支撑作用明显，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年度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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